学术研究

韩信城遗址考古勘探新发现

韩信城遗址考古勘探新发现
 
——土城垣并非汉代所建
 
韩信城位于清浦区城南乡西境,北濒京杭大运河,南望韩母墓,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现残存南城垣长500余米,1987年被市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北宋《太平寰宇记》云:“信本此县人,其冢宅处并存,受封为侯,因筑此城”。韩信在汉高祖六年(前201)被贬为淮阴侯后,为何要筑此城?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又怎会疏漏此记?这是淮安史志研究的一个未解之谜。2005年12月20日至2006年1月27日,淮安市博物馆为配合韩侯大道工程建设,对韩信城遗址进行初步考古勘探,勘探结果表明,韩信城土城垣不是汉代建筑。
一、考古勘探的重要发现
方志大家张煦侯先生在民国《淮阴风土记》中记述:“河北又一里,过韩信城,土阜绵连,四周拱抱,略存形迹”。但我们今天所见的韩信城仅存半截南城垣了,痛惜大部分城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因平整土地和砖窑取土被大肆毁夷。此次勘探正值冬季,植被枯竭,地表裸露,许多遗迹与遗物易于发现。我们首先调查了韩信城的基本格局,原有城垣分外城垣与内隔城二道,外城垣呈矩尺形,分东城垣与南城垣两段,东城垣长500米,南城垣长约1000米,方位北偏东70度。内隔城与南城垣平行对峙,相距200米,东西总长亦约1000米。据当地老人记忆,内隔城由数座马鞍形土筑高台排列组成,台面上宽10余米,高3米左右,城基之下是很厚的黄沙层,上面布有梅花形木桩。由此可证,张煦侯先生所谓“土阜绵连”是指内隔城, “四周拱抱”便指外城垣了。当韩信城原有格局基本摸清后,我们开始对现存的南城垣进行分段勘探,采用打洛阳铲、挖探沟的方法进行剖析。我们的1号探沟
 
选择在韩城村排灌渠的南端,此处为南城垣最高点,原始地貌保存较好,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把土城垣凿开,水沟剖面距路面深3米左右,路面以上尚有2米多高的土垣。当我们沿沟壁铲除浮土后,一层层红、黄、黑三色混合土显露出来,城垣为夯土堆积。越往下层红烧土块越多,挖至沟底50厘米深入便是城基的最下层了,土质为含有砂礓的黄泥土(即原生土)。实测南城垣下宽50米,上宽40米,通高6米左右。考古勘探除根据土质土色来分析遗迹现象外,还要根据文化堆积层中的包含物来判断遗迹的年代。在铲除沟面表土时,我们发现夯土层中夹杂着许多陶瓷残片,这些碎片的年代均为宋元时期,无一片汉代陶片。这就让我们对史料记载韩信城建造的年代提出质疑。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在城垣的西部挖了3个探沟。在4号探沟,我们见到了同样的红烧土层堆积,在土垣的最下层,发现约20厘米厚的碎砖瓦砾铺垫层,城基坚实牢固。该探沟出土陶瓷残片尤为丰富,鉴定年代亦属宋元时期,依据考古地层学的断代方法,韩信城南城垣的建造年代应在宋元时期。如进一步考证的话,遗迹的年代应该以最晚的遗物为准限。因此,韩信城外城垣建造的确切时期应该界定在元代。

 

二、考古调查的重要发现

地层堆积情况

 
当考古勘探确定韩信城外城垣为元代建筑时,我们又如何解答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即有韩侯筑城的记载呢?此时,笔者忽然想起1986年第一次来韩信城考古调查时,曾在田埂沟坎拾取带有铭文的砖块,可辨字样有“高邮”、“镇江”等地名。于是,我们就深入到遗址中心地带的谷庄和小闸村进行寻访。不出所料,在谷庄一农户的鸡圈里,发现了数十块带有铭文的城砖,砖一般长36、宽18、厚6.5厘米,所见字样有“高邮城砖”、“镇江中军”、“江都烧造”、“转运司城砖”、“窑户孙七”等,81岁的张学荣老人告诉我们:这是他在农业学大寨开挖鱼塘时,从内隔城底下挖出来的。来到小闸村,在祁佩利家的院墙下,又发现同样形制的城砖,砖上铭文为“淮东运司”。老祁告之这批条形灰砖也是从内隔城土堆里挖出来的,出土时砌成像排水系统的涵道。内隔城也在“文革”时期彻底毁夷。纵观今日之内隔城,已是水塘连连,两岸荒冢累累。“狐仙”瓦龛比比(当地村民一种迷信活动)。但塘崖沟面残存的城基夯土层依稀可辨,土层中亦夹杂着不少的唐、宋瓷片。我们不禁猜想,这已毁圯殆尽的内隔城,难道就是宋代所说的“韩信城”吗?为了进一步了解与内隔城相关的遗迹,我们想到了传说城中有72口水井。于是,我们邀请了三位年过耄耋的老人座谈。现年86岁的黄步青老人告诉说:“韩城内的确发现不少的砖砌水井,井口距地表深1.5米左右,井砖呈弧形,前有榫,后有卯,一圈八块,榫卯相合。井底出土许多四系黑瓷罐,两头细,中间粗”。我们把采集的宋瓷标本给老人辨认,老人说就是这样的器物。像这样的榫卯结构砖井,在1999年入海水道楚州区周杨村宋代遗址中大量发现,井身也是每圈八块。韩信城分布众多的宋代水井,说明宋时,这里已是人烟稠密,市井繁荣了。而传说中72口水井是韩信当年屯兵,供军队饮用之说,当属民间故事。因为,西汉的水井多为陶井圈结构,与唐宋砖井截然不同。

 

三、韩信城文化性质的再认识
认识之一:韩信城不是韩信所筑
根据考古勘探,我们可以确认韩信城外城廓为元代建筑,内隔城为宋时建筑,所谓的72口水井,也是宋元遗存。笔者认为《太平寰宇记》记载的韩信“受封为侯,因筑此城”,可能指的是“甘罗城”。在淮阴、清浦二区,与秦汉时期相关的古城,惟有甘罗城(今淮阴区码头镇北)。从文献资料分析,韩信被徙封为淮阴侯以后,闲居长安,编次兵书,著作兵法,修订律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此时,韩信已是大权旁落,疏于朝政,怎敢瞒着汉王在自己的老家筑起城来。再者,屯兵筑城系国家大事,汉高帝也不会轻易允诺。由此可见,韩信城为韩信所筑,亦属民间传说。
认识之二:韩信城在北宋时期为淮东漕河的转运要津
韩信城遗址出土大量带有铭文的城砖,地名有“淮东”、“高邮”、“江都”“镇江”等;官署名称有“转运司”、“中军”、“锐军”等,这对我们考证韩信城的始建年代及文化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淮东,淮水之东。按淮扬一带之地,皆为淮东。宋时,置淮东路。淮安自古就是漕运要道,到了北宋,漕运也进入了封建时代的极盛时期,最高年漕粮达800万石。主持天下漕务的叫发运司,发运使地位很高,仅低于宰相和枢密使。在地方设转运使和副使,淮南运使的官署就设在淮安(今楚州),初置副使两员。《宋史·乔维岳传》载:“太平兴国中,为淮南转运副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阳湾,水势湍悍,运舟多惧覆溺。维岳规划开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这条故沙河应该是清江浦最原始的古河道了。此时,韩信城已成为这段漕河的转运枢纽,俗称的内隔城可能就是当时存放漕运物资的仓储设施。
认识之三:韩信城在宋元时期为军事重镇。
南宋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与韩信城隔河相望的淮泗交汇处——清口,时为金人占据。《续资治通鉴》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右朝奉郎、通州楚州徐宗偃遣镇江都统制刘??书云:今欲保长江,必先守淮,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名八里庄,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锐控扼,万一有缓急,顷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两淮之民悉为其用,则高邮、广陵岂是以捍其冲”?在韩信城遗址出土的城砖中,见为“镇江中军”、“××锐军”的称谓,“中军”之称源于春秋,大国行军作战分中、左、右三军,由主持所处的中军发号施令,后来引申称主将为中军,统制三军。“锐军”之称当属控扼江淮的精锐军队。尔后,宋军在此屯兵拒敌,并于嘉定七年(1214)迁相距八里的淮阴县于此。迄至元代,韩信城仍为兵家所重。元末张士诚兵起,褚不华令刘甲守此,为淮安屏障,后韩信城陷,淮安亦陷。
认识之四:韩信城包括八里庄。
八里庄地名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记载。何谓“八里庄”?是因为该庄位于淮阴故城东北八里。现韩信城遗址距淮阴区码头镇正好八里。那为什么八里庄的地名会在明代以后史籍中销声匿迹呢?这是因为元初被新城县地名取代,此时的八里庄已囊括在城区范围内了。元末城废。到了明代,又被韩信城地名替代,明万历《淮安府志》及杨茂、蔡昂的《韩信荒城》诗可以引证。明清时期这里已是城荒人稀,景象萧瑟。连绵的城垣已成为安葬死者的坟地。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宋元时期的城垣建置,没有农庄变为县城的历史演变,八里庄的地名也就不会被韩信城所更替。
认识之五:韩信城应是韩信的出生地
明代人为什么要把新城县改为韩信城?就是根据史料所述:韩信出生于八里庄一带。南宋《舆地纪胜》云:“韩王庄在淮阴县东北,与庙驷铺相连,西接八里庄,自昔相传以为韩侯生于此”。查阅《史记》、《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史书,都有关于韩母墓地理位置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基本圈定韩信出生地应在清江浦与码头镇之间。我们知道码头镇有座甘罗城,为战国至秦汉时期郡、县治所在地,统治一方的达官显贵死后葬身于何处?按照古代墓葬风水概念,墓地必然要选择高敞处。根据建国以来的考古资料,我们确认码头镇以东即现清浦区城南乡西境与武墩镇北境,为战国至秦汉的重要墓葬区。《清河县志·图说》所描绘的众多高墩,均为贵族陵墓。《史记》载:韩信“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既说明韩信家境虽然贫寒,但“人穷志不短”,其母死后,仍将其母安葬于“形胜佳穴”的贵族墓地。又可以说明八里庄故墟地势低洼,濒于古沙河畔,韩信才“行营高敞地”。再者,《太平寰宇记》云:“信本此县人,其冢宅处所并存”,又说明韩母墓与韩信故居相距不远。韩信城南有韩母墩,北有龚家墩(即2004年发掘的运河村战国墓),能与这两座高墩相邻的村庄当属八里庄了。无论从文献资料或考古资料论证,韩信的出生地都应该限定在韩信城遗址范围内。
三十余天的考古勘查工作结束了,韩信城遗址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眷恋。此城虽然不为韩信所筑,但其文化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最璀璨之处,还在于这里诞生了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军事家——韩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相信:随着韩信大道建成通车,韩信故里的文物古迹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执笔:   尹增淮 包立山
 
(原载《淮安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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