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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淮阴高庄墓的年代、国别、族属

王厚宇

淮阴位于江苏北部，濒临淮河。1978年，清浦区城南乡高庄村发现较大型墓葬一座，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这是苏北首次发掘的较大型先秦墓葬，实属先秦考古的重要收获。关于高庄墓的年代与属性问题，有人把它列入战国晚期的楚墓。(1)《发掘报告》对属性问题未有定论，仅把年代定在战国中期前后。(2)本文拟对高庄墓的年代、国别、族属问题略抒管见，以供同志们参考。

一、年代推断

高庄墓是座较大型的先秦墓葬，有着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其土坑竖穴、木质棺椁是东周墓的常见形制，随葬器物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常见物。高庄墓的青铜?[，虽刻有铭文，但不能识读，其甑（1：115）、鬲（1：123）分体的形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流行形制，细密的蟠螭纹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流行纹饰。高庄墓的青铜鉴（1：100）和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晚期墓的青铜鉴（MJB：10）(3)一模一样，相似的青铜鉴在广东、湖南、江西都有出土，多流行于春秋晚至战国早期。高庄墓的Ⅱ式铜盘（1：96）与河南淅川春秋中晚期墓的铜盘（M3：1）(4)、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战国之际墓的铜炭炉(5)相似。Ⅲ式铜盘（1：27）与春秋战国之际的江苏吴县何山墓(6)的盘器形一样。Ⅰ式铜盘（1：98）、吊炉（1：0159）、炉架（1：116）也和江西靖安出土的春秋晚期徐国盥盘、炉盘相近或相似(7)。Ⅱ式?B（1：94）的?B体及流首和镇江谏壁王家山春秋晚期墓的铜?B（48号）(8)形制和纹饰一样，其螭梁部分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战国早期螭梁?B(9)相似。这种形式的?B在陕西、河南、浙江、江苏都有出土，流行于春秋晚至战国早期。高庄墓的铜坠（1：108）和广东四会高地园战国早中期墓的半球形器(10)几乎一样，同类器在广东会宁、浙江绍兴西施山都有出土。出土的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常见之物。高庄墓的小铺首衔环（1：0161）和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殉人墓的铜铺首形制一样(11)，有人认为，铜铺首这

铜鼎

种装饰方法是战国以后才出现和流行起来的(12)。高庄墓的大量作为界纹的陶索纹，也是战国早期铜器上常见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纹饰。高庄墓的Ⅰ式鼎（1：104）、Ⅱ式鼎（1：103），同越式鼎的FⅡ形制和装饰一样(13)FⅡ型鼎流行于战国早中期。高庄墓的刻纹铜器最具特色，据研究，刻纹铜器萌发于春秋晚期，成熟并流行于战国早中期(14)。高庄墓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是江浙一带春秋战国时期的常见物，其形制和纹饰与上海戚家墩下层(15)、绍兴漓渚出土的同类器物(16)相近或相似。据研究(17)，上海戚家墩下层为春秋晚至战国早期，绍兴漓渚为战国早中期。综上所述，高庄墓的随葬器物具有春秋晚至战国早期的特点，也有一些器物流行于战国早中期。因此，高庄墓断在战国中期前后略显偏晚，断在战国早中期比较合理。

二、国别问题

铜盘

关于高庄墓的国别问题，《发掘报告》有楚人墓、越人墓、徐人墓之议。也有人提出是否吴墓的问题。如果我们前面把高庄墓断为战国早中期的墓葬推论不误，徐、吴墓之说都不能成立(18)。楚虽是战国早中期的南方大国，但当时其势力尚未到达高庄墓所在的今淮阴地区（下文详谈）。今淮阴一带在战国早中期时属于越国所有，据文献记载，越在鲁南苏北的活动始于越灭吴的的鲁哀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74年），终于楚灭越的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高庄墓有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的墓葬，从随葬器物上也看出是越墓而不是楚墓。

高庄墓虽被盗扰，但从盗洞位置和发掘情况判断,墓坑南部的青铜器群，似没发现扰乱的痕迹。随葬的鼎、盘、?F、鉴、??、?B、?[、炉等青铜器，既没有中原地区流行的豆、壶，也没有楚文化区流行的??、敦，器物的组合似无规律，且大多为实用器皿，和南方越人墓比较相似。(19)同时，高庄墓奇数用鼎的方式，和楚墓的偶数用鼎显著不同，也具有南方越人墓的特点。(20)高庄墓的Ⅰ、Ⅱ式鼎，具有带盖、附耳、足向外斜，以及装饰细密蟠虺的形制和特点，学者们称之为越式鼎。(21)这种鼎在南方越人墓出土较多，是最具特色的越族器物。高庄墓的青铜鉴（1；100），和江西贵溪崖墓的陶盥盘（Ｍ10：6）几乎一样(22)，和学者对比分析的越族青铜器Ｂ型盥盘一致(23)。高庄墓的Ⅱ式?B（1：94）也和越族青铜?r的Ｂ型?B形制一致(24)，浙江绍兴漓渚的原始瓷??（73：11）(25)、绍兴凤凰山的的黑陶?B（2：11）(26)、江西贵溪崖墓的陶??（Ｍ10：2）(27)也与此相似。高庄墓的Ⅰ式铜盘（1：98）和绍兴凤凰山的陶三足盘（2：13）器形一样(28)，Ⅲ式铜盘也和绍兴凤凰山的仿铜黑陶盘（2：15）形制一致(29)，二者虽然材料不同，但两组对称的铺首却惊人的相似。高庄墓的青铜觥（1：99）和绍兴306墓的兽面鼎（采6）的纹饰相同(30)，绍兴306墓四环耳的铜钵也和高庄墓的Ⅲ式铜盘（1：27）相似(31)，二器套环上的装饰完全相同，都是内填凸点纹的三角形纹饰。高庄墓的八件略呈半球形的铜坠，顶面及底边饰云纹，球腹饰瓦楞纹。目前，和该器相似的器物仅在广东越人墓出土三件（四会、广宁），定名半球形器(32)。浙江绍兴也曾出土一件，(33)但为原始青瓷制品，是仅见于南方越族的特殊器物，目前尚不知其用途。高庄墓的Ⅰ式戈（1：87-1），长胡三穿，上有鼻饰。Ⅱ式戈（1：87-3），两面都有双勾纹饰。有人认为：“这种援上刃近阑处带穿鼻饰，内上饰双勾纹、涡纹这些特殊标记的越式戈，都是春秋战国之际的越式戈。”(34)高庄墓的Ⅰ式车軎（1：62）和江苏丹徒北山顶墓的带策车軎（Ｍ：26）形制一样，(35)都带一个可以转动的方扣装置。出土的骨雕杖首也和江苏丹徒北山顶墓的青铜杖首（Ｍ：24）相似。(36)目前，这种车軎出土很少，青铜杖墩也仅于浙江长兴等地。 (37) 此外，高庄墓的斧、凿、?a、铲、锛、锯??等青铜工具也和江苏镇江(38)、苏州(39)，安徽贵池(40)，浙江长兴(41)、绍兴(42)等地出土的吴越青铜工具相近或相似。综上所述，高庄墓器物的越文化特征明显，而它本身有可能就是越文化的一部分。

高庄墓出土的刻纹铜器，是已知先秦墓葬中出土最多的一次。其特征是器壁都很簿，厚度尚不足1毫米。这种器物在江苏六合、镇江都有出土，且刻纹内容和装饰手法都比较一致。如Ⅲ式盘（1：27）盘底的蛇纹、波纹圈带和六合程桥、镇江王家山的盘底纹饰其本一致 (43)，盘壁上的图象也是反映贵族社会生活的主题。关于刻纹铜器的产地问题，有人推测是东南地区萌发的(44)，也有人认为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45)。越和吴“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更使这两支文化相互交融。高庄墓刻划准确，内容丰富的刻纹铜器，有可能出在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

从高庄墓青铜器的装饰题材，也可看出和越文化的亲密关系。《说文》“闽，东南越，蛇种也”的记载，《吴越春秋》上也有吴王阖闾在南城门上“雕刻龙以示吴，雕刻蛇以示越”之记，这些都说明越人的蛇图腾崇拜问题。同时，以蛇纹为主要纹饰的器物在越人墓中有较多的出土，如江西贵溪崖墓的蛇纹陶坛，浙江义乌的蛇纹陶鼎盖，安徽屯溪的蛇纹方足铜器及安徽繁昌的浮雕蟠龙纹铜?B盖，上面都有一些生动逼真的蛇纹存在。有人认为，这都是越人图腾崇拜的孑遗(46)。高庄墓的器物也具有类似特征，如Ⅱ式?B（1：94）的提梁由缠体蟠螭组成，盖面上也饰有缠体蟠螭纹带，兽首额上也塑一条小蛇，着实招人喜爱。出土的管关环形器上，上下中刻一条小蛇，富有力度和动态。出土的兽面觥（！：99）上，鼻梁上匍匐一条小蛇，具生动活泼之态。出土的刻纹铜器上，件件都带有龙蛇图案，无论翻腾的龙，还是蟠缠的蛇，一点都不带凶恶的样子，呈肥胖憨厚之态。此外，刻纹铜器上还有众多的捕蛇、操蛇、珥蛇、戏蛇者图象，一种可能与越人的蛇图腾有关，另一种可能反映了越人啖蛇，以髯蛇为上肴的习俗问题。铜箅形器（（1：114-2）上还有一组戏兽、戏鳄者图象，其人物头部没有发饰，史载“中国冠笄，越人断发”，有可能是断发的越人图象。同时，鳄是目前仅分布在皖南和苏南山区水域的珍稀动物，作为青铜器的装饰题材极为罕见，这种戏鳄、斗鳄者图象，亦可能是南方越人习俗的反映。

高庄墓出土的陶瓷器，未见楚式陶礼器，皆是几何印纹陶和原台青瓷。几何印纹陶在苏北有零星出土，但原始青瓷属首次，这都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常见之器。高庄墓的几何印纹陶坛（1：117），和绍兴漓渚的印纹硬陶坛（73：3）几乎一样，(47)三乳状足的硬陶钵（1：28）和上海戚家墩出土的印纹硬陶罐(48)也惊人的相似。高庄墓印纹硬陶壶（1：0152）上的Ｓ纹，也是绍兴凤凰山仿铜黑皮陶的主体纹饰，这都是富有特征的几何印纹陶器。据研究，几何印纹硬陶是中国南方古越人最富有特征的器物。所以，南方的先秦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有时又被称为印纹硬陶文化。春秋时期，几何印纹硬陶达到鼎盛阶段，楚人占有吴越、扬越之后，那里的固有文化便迅速消失。(49)高庄墓的原始瓷?F（1：19）、原始瓷碗（1：20）和上海戚家墩出土的原始瓷?F（Ｍ7：2）、原始瓷碗（Ｍ7：6）雷同。(50)出土的原始瓷罐（1：0151）和绍兴漓渚的敛口、广腹的原始瓷罐（86：2）一模一样(51)，和此器相似的器物在江西贵溪(52)、苏州郊区(53)也有出土，皆为古越人器。高庄墓的原始瓷熏炉（1：18）造型优美、胎骨纯净、釉层均匀、釉色晶莹，和上述原始青瓷一样，具有战国青瓷的特点。而北方青瓷最早出现于北朝时期，工艺水平远逊于此器。高庄墓和上述地区出土的陶瓷器在形制作风上如此相似，决非偶然，使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同一政治、同一经济和同一文化区域的陶瓷工艺。江浙一带是古代吴越人的活动中心，绍兴富盛又发现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共烧的窑址(54)。高庄墓的一些器物有可能就产在江浙某地，也说明高庄墓和越人关系密切，而它的国别有可能就是越国。

越是我国南方最古老的诸侯国，春秋末年逐渐强大起来。《史记·勾践世家》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主。”史载越还迁都至??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到公元前379年方迁回吴（今苏州）。据研究，“越的疆域约自今山东省??琊台起，沿海而南，有今江苏省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和全部苏南地区……。越北境和齐鲁及泗水诸小国交界，西面是楚。”(55)《史记》虽载越“以淮上地与楚”，楚也“东侵广地至泗上”，但在楚大败越前，都未能进入今淮阴地区所在的苏北运河以东的地区。这种格局一直到楚威王时（公元前338年—公元前329年）都没有大的改变。据〈史记·勾践世家〉载：“当楚威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越王有“淮泗之间不东”，“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之语，《史记·正义》云：“泗上，徐州，春秋时楚北境也；二境并与越邻，言不足当伐越。”看来，当时淮泗之间已为楚地，但淮水之南、泗水以东的今淮阴一带还是属于越国。泗上也是指今鲁中南和苏鲁交界处的泗水中上游一带，也不是指泗水入淮处的今淮阴地区。这也为今天的考古资料所证实，如山东省枣庄出土的越国铭文戈(56)，曲阜东周墓出土的越式铜鼎和原始瓷罐(57)，苏北连云港附近和江南太湖地区相类似的石构建筑(58)，这都是越人在此活动的结果。反之，该地区尚未出土战国早期的楚国器物。一直到公元前307年，楚大败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淮阴一带还属楚。因此，今淮阴一带在战国早中期时属于越地，高庄墓的国别有可能是越国。

三、族属问题

上文对高庄墓的年代和国别进行了分析，下面再谈墓主人的族属问题。墓葬形制是墓主人葬俗礼制的集中反映，最能体现其民族意识。首先，高庄墓是一座没有封土的墓葬，和中原、楚文化区的墓葬明显不同，和吴越地区的土墩墓也有显著差异，这种“葬而不坟”的形制是殷商墓的特征之一。其次，高庄墓设殉狗腰坑的葬俗也为一般楚墓所不见，湖南、广东、广西的越人墓虽也设有腰坑，但腰坑里大都放置陶器，和高庄墓的殉狗腰坑有显著差异。众所周知，殉狗腰坑这种葬俗，最先流行于中原的商人墓。值得注意的是，鲁南、苏北地区的墓葬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流行这种形制。有人认为，殉狗腰坑是夷人墓的特征之一(59)。第三，高庄墓使用十多人殉葬也为一般楚墓、越墓所不见，这种大规模殉人的现象也是殷商墓的特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鲁南地区的夷人墓葬中，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有较多的殉人葬例。如莒南发掘的两座春秋时期的莒国墓葬，每座各殉10人(60)。沂水刘家店子发掘的两座春秋墓葬(61)，Ｍ1殉40人左右。第四，从墓口和棺椁分析，高庄墓应是座头向东的墓葬。头向东的葬俗在苏北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已成习俗，殉狗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中也不乏其例。去年本地区发掘的商周墓葬中，头向、腰坑、殉狗、没有封土都和高庄墓一致。相邻的东海庙墩春秋中晚期墓葬(62)，其情况也是如此。可见，高庄墓的葬俗在本地渊源较深，所采用的应是商人或夷人的葬制。商人和夷人有着密切的交往，据郭沫若考试：“商人文化多为徐人所保”，而“徐方文化，又是殷商文化之嫡系”。(63)同时，高庄墓随葬大小相次的列鼎十一件，这在越人墓中尚无先例，亦是徐人墓和夷人墓的特征之一。徐在西周时已成为淮夷中的大国，曾率九夷而伐宗周，一度威胁到西周的统治。《后汉书·东夷传》曰：“（徐）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左传·昭公元年》杜注：“徐即淮夷。”《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也有“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之记。其中心就在今江苏泗洪一带，至今当地还有徐王城、挂剑台等古徐国遗迹。从传世古徐国青铜器之多可以想象徐文化发达的程度。而高庄墓的出土地点距泗洪一带不足百里，在当时洪泽湖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两地有淮河故道，交通便利。现在，虽不能肯定淮阴在当时属于徐境，但应属于徐文化地区。因此，高庄墓的墓主为生活在淮河下游的夷人是可能的。

同时，高庄墓也出土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如出土的吊炉，由炉座（1：116）和炉体（1：0159）两部分组成，形制与纹饰和江西靖安出土的带铭徐炉(64)、绍兴306墓出土的带铭徐炉（采2）一致(65)。这三座炉，炉座都为环形，上置螭首支架，尾端以承炉体。在装饰上都以蟠螭纹为主题纹饰，说明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出土的鉴（1：100）及Ⅰ式盘（1：98），也和江西靖安出土的徐国盥盘相似(66)。出土的铜较身（1：92），其上面浅浮雕的蟠螭纹，若和上海馆藏徐器儿钟(67)的纹饰相比，二者虽不能说完全相同，但有密切的关系。江苏丹徒北山顶墓的带铭徐钟也与此相似(68)。另外，绍兴306号墓和丹徒北山顶墓都出土铭文铜器，同是还出土了和铭文徐器相似风格的徐器，若把高庄墓的器物与此相比，二者在风格上也很相似。因此，高庄墓的部分铜器，可能和徐文化有较深的关系。植根于淮河下游的高度发达的徐国青铜文化，它不可能随着徐国的灭亡而消失。高庄墓出土的具有徐国风格的器物，应当和此是一脉相承的。由于江浙一带屡出土徐国铜器，郭沫若先生曾有徐人南下江浙之议(69)，蒙文通先生也提出“吴越之版图亦徐国之旧壤”的问题(70)对于绍兴306墓出土的铭文徐器，曹锦炎先生也考证为“徐人势力进入浙江在当地制造的。”(71)现在，高庄墓越、徐器物共出，同时又坚持商人、夷人的古老葬俗，若把此墓说成越灭吴后，徐人随越人北上，返回故土的墓葬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或者，就是一座越国属下的地主土著首领的墓葬。总之，不论墓主人是南下江浙的徐人（后又随越北上），还是越灭亡后，留在故土的夷人，其族属问题，总归是淮夷人。因此，把高庄墓说成越国属下的淮夷人墓葬似乎没有问题。

典籍也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越和淮夷同是我国的古老部族，越分布在南方数千里的地域，太湖流域的吴越是其中的一支。淮夷是淮水上下之夷民，《大雅·江汉》毛传：“淮夷，东国，在淮浦而夷行也”都说明这个历史事实。越和淮夷的早期接触文献没有记载，直到越王勾践灭吴霸天下才有所记。《说苑·君道》：“勾践与吴战，大败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齐语训》：“越王勾践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来朝。”《后汉书·东夷列传》：“后越迁??琊，（淮夷）与共征战，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都证实了淮夷从属于越的事实。高庄墓有可能就是这种历史事实下的墓葬，推测墓主人是恪守夷人习俗的淮夷人首领，曾参与越人领导下的军事活动。出土的越族器物，可能直接来自越人的馈赠。

综上所述，本文试作结论如下：淮阴高庄墓有可能是座战国早中期的越国属下的淮夷人墓葬。

（原载《考古》1991年第8期。）

(1) 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文物出版社，1984年，173页。

(2) 淮阴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189—232页。

(3) 江苏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3—4期，图版肆，2。

(4) 河南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楚墓》，《文物》1980年10期，图版贰，4。

(5)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图版贰，4。

(6)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文物》1984年第5期，17页，图三，3。

(7)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靖安出土徐国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图版贰，1、2。

(8)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12期，图版肆，1。

(9) 顾铁符王人聪：《龟鱼蟠螭纹盘和螭梁?B》，《故宫博物院藏宝录》图版19，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10) 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第4期，362页，图三，8 。

(11)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图版陆，6。

(12) 王恩田：《临淄国子墓和郎家庄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82页。

(13) 何纪生何介钧：《古代越族的青铜文化》，〈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1985年。

(14) 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考古》1983年第2期，164页。

(1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

(16) 浙江文管会：《绍兴漓渚的汉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133页。

(17)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247—259页。

(18) 徐灭亡于春秋晚期，《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灭徐。”吴灭亡于春秋战国之际，《史记·吴世家》：吴王夫差二十三年，“越王灭吴。”

(19) 黄展岳：《两广先秦文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167页。

(20) 同(13)，222页。

(21) 彭浩：《我国两周时期的越式鼎》，《湖南考古辑刊》第二辑，1984年；熊传薪吴铭生：《湖南古越族青铜器概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同(13)。

(22)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图版贰，1。

(23) 同(13)。

(24) 同(13)，224页。

(25) 见(16)，图版3，9。

(26) 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凤凰山木椁墓》，《考古》1976年第6期，图版拾，3。

(27) 见(22)，图版壹，6。

(28) 见(26)图版拾，6。

(29) 见(26)393页，图二，1。

(30)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31) 见(30)，图二十七，1。

(32)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422页，图九，7、8。

(33) 沈作霖：《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考古》1979年第5期，480页，图二，8。

(34) 陈平：《试论春秋型秦戈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87页。

(35) 见(3)，图版八，4。

(36) 见(3)，图版二，下右。

(37)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长兴等县出土甬钟、铜墩和秘色窑瓷》，《文博通讯》1972年第3期。

(38) 见(8)，35页，图二九。

(39)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城东北发现东周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18页。

(40)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41) 夏星南：《浙江长兴发现东周铜器》，《文物》1981年第12期，89页。

(42) 沈作霖：《古代越国的农耕工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100—103页。

(43)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114页，图一二；同(8)29页，图七。

(44) 杜??松：《论江苏地区商周青铜器风格和特征》，《考古》1987年第2期，169页。

(45) 刘建国：《春秋刻纹铜器初论》，《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83页。

(46) 刘德中许智范程应林：《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俗及文化特征》，《文物》1980年第11期；宋永祥：《试析皖南周代青铜器的地方特征》，《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47) 见(16)图版壹，3。

(48) 见(15)图版壹，3。

(49) 见(19)173页。

(50) 见(15)图版叁，1；图版贰，3。

(51) 见(16)图版叁，1。

(52) 见(22)9页，图一四，25。

(53)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图八十五。

(54) 绍兴县文管会：《浙江富盛战国窑址》，《考古》1979年第3期，231—234页。

(55)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262页。

(56) 李锦山：《枣庄市拣选一件战国铭文铜戈》，《文物》1987年11期，28页。

(57) 王恩田：《曲阜鲁国故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48页。

(58)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202页。

(59) 张学海：《试论鲁城两周墓葬的类型、族属及其反映的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85页。

(60) 山东省博物馆：《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6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

(62)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东海庙墩遗址和墓葬》，《考古》1986年第12期，1073页。

(63) 郭沫若：《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80页。

(64) 见(7)，图版贰，1。

(65) 见22页，图二四，3。

(66) 见(7)，图版贰，1。

(67) 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馆藏青铜器》附册7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68) 见(3)，图版七，2、3、4。

(69) 见(63)。

(70) 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147页。

(71) 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4年第期，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