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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考古资料中的东周旗帜
考古资料中的东周旗帜
王厚宇
我国东周时期旗帜，史书不乏记载，其中以《周礼》最为详细。《周礼·司常》中的九旗影响深远，自汉以来，几乎历代都有学者研究。他们或以注疏，或以图解，然而经文简略，歧义颇多。这个问题只有现代田野考古工作在我国深入开展以后才有解决的可能，然而丝麻类物质长期埋在地下，发掘时早已腐朽，故而缺乏实物和形象化资料。虽然也有现代学者对此发表过真知灼见，但至今还没有根本解决。然而，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中亦有不少装饰有旗帜图象的东周器物，这些器物上的旗帜图象无疑是当时旗帜的真实写照，是研究东周旗帜的重要资料。
一
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中饰有旗帜图象的东周器物，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有铜器、漆器、贝壳器、丝锦?l等。其中铜器有举世闻名的车马猎纹鉴和车马猎纹钫(1)、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射猎攻战纹铜壶(2)、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3)、山东长岛王沟出土的车马狩猎纹铜鉴(4)、陕西凤翔出土的宴乐射猎纹铜壶(5)、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铜壶(6)、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车马狩猎纹铜箅形器和铜器残片等(7)，漆器是湖北荆门市包山二号墓的彩绘漆奁（以下简称漆奁画）(8)上有旗帜鲜明的车马出行图。贝壳器上绘旌旗飘扬的狩猎图（以下简称贝壳狩猎图）(9)现由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出土于中国北部东海岸，丝锦?l是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的田猎纹?l（以下简称田猎纹?l），上有田车正追捕猎物，车后立旗竿，上挂向后飘扬的旗帜(10)，这些器物出土清楚，流传有绪，图像清晰，鉴定准确，其制 造年代自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皆为东周时期的器物。其中的贝壳彩绘狩猎图收藏者定为公元前2—3世纪，从图像情形判断，定为战国末年较妥些。所出土地点虽有河南、山东、江苏、四川、陕西、湖北六省，上面共有较完整的旗帜图像多例。从图像背景分析，有师田用旗、出行用旗、射礼用旗三种。师田是指出师和田猎等武事，故旌旗鲜明以示勇猛之貌，上述器物上的旌旗大都属于此类。特别是汲县鉴、成都壶上激战场面，《九歌·国殇》：“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是其写照。出行用旗是使者出行所载，漆奁画上马车所载旗帜即是。《仪礼·乡射礼》：“使者载?? 。”可证。射礼用旗是古代举行射礼时获者所执的旗帜，成都壶和凤翔壶上的射礼图中的旗帜即是。这些旗帜都是东周旗帜的基本形式。
二
东周旗帜主要由干和帛组成，干为直立的长竿，一曰杠，又曰?H。《后汉书·马融传》李贤注：“?H，旗之竿也。”可证。外以绸练韬之，《尔雅·释天》曰：“素锦绸杠。”郭璞注：“以白地锦韬旗之竿。”这一点也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如西周铜器乍册吴方彝盖铭中的“叔金”，郭沫若释作“素锦绸杠”的素锦，(11)甚是。据研究，素锦绸杠只限于天子诸侯的旗帜，其它阶层的旗帜采用不同的形式。刘绩《三礼图》云：“盖天子诸侯皆素锦绸杠，孤卿建旃以?c帛韬杠，大夫、士建物则是鸿??韬杠。”凤翔壶上射礼图上的旗帜弯曲如鸿鸟之项，即是鸿??韬杠的具体形式，和《仪礼·乡射礼》的记载比较一致。绸练韬杠在我国影响很深，近现代的旗帜仍是如此。干是地位的标志，以高低区分尊卑。《广雅》：“天子杠高九仞，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正字通》云：“古以周尺八尺为仞。”从考古出土的旗帜图像来看，东周旌旗之杠并非如此之高。杨英杰先生有“以尺易仞”之说，(12)甚是。干是身份的象征，有的竿首还装有青铜竿首饰。青铜竿首饰是古代旌旗的通制，商周时期甲骨文和金文诸旗属之字，其左偏旁皆为“屮”形，罗振玉释曰：“‘屮 ’象杠与首之饰。”(13)甚是。这种形状的青铜竿首饰在考古中也有发现，如洛阳西周墓就曾出土过这种形状的青铜竿首饰，(14)在考古学上被命名为山字形器。东周时期，旌旗的青铜竿首饰向多样化发展，戈、矛、戟等青铜兵器都可以作为旌旗的竿首饰，如汲县鉴左船船首所立旗帜的竿首饰就是青铜戟。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亦有发现，如山西侯马春秋墓出土的铜矛就是旌旗的竿首饰(15)。
东周旗帜以帛制成，帛即丝麻类织物，旌旗的?? 、旒 、旆皆由帛制成。??是旗之主体，??上画物，物即画章，它是职别的标志。职别不同画章亦异。《仪礼·乡射礼》：“旌各以其物。”《士丧礼》：“为铭各以其物。”《国语·吴语》：“审物可以战乎？”韦昭注：“物，旌旗物色徽帜之属。”据古文献记载，东周旗帜共有九种，《周礼·司常》载：“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析羽为旌。”所谓九旗是也。但九旗之中，画章有五，所谓“日月、交龙、熊虎、鸟隼、龟蛇”是也。从考古和文献资料来看，东周旗帜的画章远不止这五种，如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车马坑出土的贝旗 (16)，就是以贝壳缀成的花瓣纹为画章。《左传》“郑伯之旗蝥弧”、“赵简子之蜂旗”，也是以蝥和蜂为画章。这些都不见《周礼》记载。由此可见，东周旗帜的画章较多，较之《周礼》更丰富多彩。
东周旗帜的旒又名??，这是附缀于??的飘带。《周礼·巾车》郑注：“正幅为??，旒则属焉。”《尔雅·释天》郭璞注云：“??，众旒所著者。”把二者的关系交代的明明白白。从考古出土的旗帜图像来看，??可以缀于??，田猎纹?l上旗帜图像上的??即是如此。也可以系于竿，车马猎纹钫和贝壳狩猎图上旗帜上的??即是。??的系法不拘一格，较之古籍记载灵活的多。据文献记载，我国????的旗制当始于奴隶社会初期，郑玄注《明堂位》曰：“有虞氏当言?q，夏后氏当言??。”，《通典》亦云：“夏后氏奚仲为车正，建旗????以别尊卑等级。”??是爵位的标志，多少决定于命数，故考古出土的旗帜图像??数不一。??数即命数，如战国铜器车马猎纹钫和贝壳彩绘狩猎图上旗三??，为上士之旗。《周礼·典命》郑注：“王之上士三命。”田猎纹?l上旗帜图像上的旗二??，为中士之旗。《周礼·典命》郑注：“王之中士二命。”漆奁画上旗一??，为下士之旗。《周礼·典命》郑注：“王之下士一命。”??也可以用星来表示，汲县鉴上旗绘五星，成都壶上旗绘四星，故宫壶上旗绘七星，其星数即??数。??色也有制，和??相匹配，《周礼·司常》：“通帛为??，杂帛为物。”漆奁画、故宫壶上旗????同色，即“通帛为??”之??，田猎纹?l、汲县鉴上旗????异色，即“杂帛为物”之物。孙诒让《九旗古义述》云：“通帛者，谓之同色之帛为????，??与??上下通一色也。杂帛者，谓??与??异色，上下色相间杂。”正和考古出土的旗帜图像相符。
东周旗帜的旆和??一样，都是附缀于??的飘带,故有不少学者??旆不分。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杜预注云：“旆，??也。”陈祥道《礼书》卷一三一曰：“旒亦曰旆。”都是把二者混淆起来。实际上，旆和??虽都是附缀于??，但有诸多不同。首先从附旗来讲，??附于常、??、旗、??、??诸旗，而旆只附于??。《说文》：“旆，继??之旗也。”《尔雅》：“继??曰旆。”《释名·释兵》：“旆，以帛继??末也。”《诗·小雅·载见》毛传：“帛旆，继??者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古籍言旆只言??而不言它旗，可见旆是继??之专制。对此，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如杨英杰先生就提出：“继接各种旗的附帛都叫做旆。”(17)但从目前来讲，此说尚缺乏证据。从考古出土的旗帜图像来看，目前能确定为旆的仅二例，即车马猎纹钫和汲县鉴之旗。对此，杨英杰先生已有论述。(18)其次，从形式上讲，??不具燕尾，而旆独具。何休注《公羊》云：“继??如燕尾曰旆。”《尔雅》郭注：“帛继??末如燕尾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曰：“无燕尾曰??，有燕尾曰旆。”燕尾之旆在考古出土的图像上亦有反映，如汲县鉴之旗就具燕尾。这正如孙诒让《周礼正义》所言：“此易??为旆，盖??之别制。凡五旗，无论??、物皆于??末著??，而??物则或易??为旆，旆继??末，唯??物有之，而燕尾之制，亦唯旆为。然它旗之??，虽属??末，而不为燕尾，不容混也。”其三，从尺寸来讲，旆长于??，故在旗末，故旆又名末，如《士丧礼》郑注：“末为旆。”《说文》：“??，悠悠而长也。”《说文通训定声》：“续??又有旆，旆帛用绛，亦长八尺故??独长也。”如车马猎纹钫和汲县鉴之旗就有长长的??旆。旆的过长还往往影响行动，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之“拔旆投衡”，杜预注云：“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风。”其言甚是。其四，从用途上讲，??表示爵位，而旆是示战的标志。《左传·昭公十二年》杜预注云：“军将战则旆，故曳旆而恐之。”这点在考古出土的旗帜图像上亦有表现，如汲县鉴上激烈的水陆攻战图上就有长长的旆。
三
东周旗帜竿首有的还注有羽毛，淮阴铜箅形器和铜器残片、长岛鉴、汲县鉴、故宫壶、成都壶、车马猎纹鉴的旗帜图像上皆有羽毛。也有的竿首不只注羽，兼有注旄的旗帜，古籍上称为旄首。《说文》：“析羽注旄首。”《尔雅》疏引孙炎曰：“以五采羽注旄首也。”淮阴刻纹铜器残片的旌旗竿首呈圆球状，球上的短线似为注旄的象征，也是东周旗帜旄羽兼有的例证。竿首注旄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古籍记载，当起源于古史的传说有虞氏时代。《释名·释兵》曰：“?q，有虞氏旌也，注旄竿首，其形?B?B然也。”郑玄注《明堂位》云：“有虞氏当言?q，……?q谓注旄牛尾於竿首，所谓大麾。《书》曰：‘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周礼》：‘王建大常以宾，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戌，建大麾以田也。’”东周时期，竿首注旄仍然是时代之风尚，《史记·卫康叔世家》的“太子白旄”，《左传·宣公二年》的“旄车之族”，孔颖达疏曰：“《诗》云：‘孑孑干旄。’又曰：‘建??设旄。’是公车必建旄也。”
东周旗帜竿首注羽有长短二种，长的只有羽而无帛，竿首所注的只有长长的羽毛，这在考古出土的旗帜图像上有形象化的描绘。如车马猎纹鉴的旗帜是一支状似树枝的羽状物，故宫壶、成都壶上长长的羽状物分为两支，长岛鉴和淮阴铜器残片上的羽状物分为三支，其飘扬的旌体应为镶嵌着羽毛的长练，这些羽状物就是旗帜。《周礼》“全羽为??，析羽为旌。”贾公彦疏云：“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无帛。”《左传·成公十六年》孔颖达疏曰：“《周礼》全羽为??析羽为旌，谓空建鸟羽者也。”短的既有帛也有羽，如汲县鉴左船船首所立旗帜即是。该旗有帛，上绘五星，竿首有戟头，并注有短短的羽毛。这种羽毛只是旗饰，而非旗帜，好比近现代旗帜上的旗缨，只起装饰旗帜的作用，其旗帜即是绘有五星的帛幅。竿首饰有羽毛是古代旗帜通制，《周礼》九旗大都是这种情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大常、物、??、旃、旗、??、??七者，皆得注羽毛于竿首矣。”但这种羽毛和作为旗帜的羽毛长短有别，它只起到装饰作用，此七者加上??、旌，正合《周礼》九旗之数。过去，我国历代的经学家多对此不解，在旗帜和旗饰上混淆不清，所言??旌皆有羽有帛也。如东汉学者郑玄认为??旌皆有羽又有帛，晋代学者郭璞也大致相同。这种情况到清代依然，许多学者都持相似意见。如金榜《礼笺·九旗》云：“??旌皆张??幅属旒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凡旌与??者，即常、??、旃、物、旗、??、??加以羽旄者也。”而孙诒让则直接否定??旌二旗，其《周礼正义》曰：“??旌即就正五旗注羽以为别异，实非别为二旗，旌不得直有羽无帛明矣。”实际上，这种说法和考古出土的旗帜图像不符，是我国经学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旌在出土铜器铭文中也有反映，如西周铜器 方鼎铭中“遂毛两”，陈梦家认为：“遂毛当是于竿上载以五采的全羽”，(19)即《周礼》“全羽为??”之??。但是，??在考古出土的旗帜图像中并没发现，所发现的皆是析羽之旌。过去，有人认为车马猎纹鉴上一束又粗又长的羽状物是全羽之??，不确。(20)因为车马猎纹鉴上纹饰内容是狩猎，所反映的是武事，不符合《周礼》“道车载??游车载旌”之记。
四
东周旗帜有悬挂式和附竿式两种，悬挂式垂直挂于竿头，其??在??之下，垂直为饰。《周礼·大行人》郑注：“??其属??，垂者也。”包山楚墓漆奁画上旗帜就是这种情形。附竿式是旗帜直接张于旗竿之上，??在??之一旁，《国语·齐语》韦注：“正幅为??，旁属为旒。”即于??之一旁横属众??也。成都壶、故宫壶、汲县鉴、车马猎纹钫的旗帜即是这种情形。过去，我国历代的经学家多对此不解，在下垂和旁属问题上互相??牾，其实是未能分清这二种形制，故而把二者混淆起来。现在，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这二种不同形制的旗帜图像，有可能使这一问题趋于解决。从考古出土的东周旗帜图像来看，包山楚墓漆奁画上的旗帜??首作弧形，推测这是弧弓的缘故。《考工记》曰：“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郑注：“旌旗之属皆有弧也，弧为张??之幅。”《周礼·巾车》郑注亦云：“??为旗之正幅，盖以弧张之而后县（悬）于干。”《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曰：“弧以竹为之，其形为弓，以张??之幅。”所论对于悬挂式旗帜大致符合。旌旗有弧弓是商周旗帜的通制，现代学者大都主其说，如杨英杰先生就认为弧弓是旌旗的重要部件。(21)这对于悬挂式旗帜正确无疑，否则其悬挂问题就无从着落。但对于附竿式旗帜就要作具体分析，因为有些旗帜就没有可张的??幅。一般说来，天子诸侯所用的常、??应有弧弓，如《礼记·明堂位》：“天子乘大路，载弧?~，??十有二旒。”《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记“郑伯之旗蝥弧”，山东宋山出土的画像石有其图像(22)，弧弓的形象比较清楚，都可证天子诸侯之旗带有弧弓。但对于下层官员来说，其旗有没有弧弓就很难说，车马猎纹钫的旗帜呈波浪状，这是??首没有弧弓的缘故。成都壶、故宫壶、汲县鉴的旗帜皆是狭长的带状旗，弧弓对于它们也未必适合。战国时期，随着骑兵的兴起和战车的衰落，附竿式旗帜的弧弓已不适合。但对于悬挂式旗子仍用弧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近现代的悬挂式旗帜仍是这样，只不过将弧弓用直竿代替。
五
东周旗帜的色彩是个复杂问题，出土的旗帜图像也缺乏颜色，但考古发掘中亦出土旗帜残片，参之于文献，有可能使这个问题趋于解决。《周礼·司常》郑玄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绛。”《说文》曰：“绛，大赤也。”段注：“大赤者，今俗所谓大红也。”这就是说，东周旗帜皆是红色。实际上，郑玄此注有些绝对化，东周旗帜绝对不止红旗一种。对此，清代学者金榜、孙诒让已斥其误。金榜《礼笺·九旗》：“郑君遂用九旗之帛皆用绛，失之。”孙诒让《周礼正义》云：“??帛当各象其方色，故《虞戴德》谓之五色，明不得皆用绛。”但考证起来，东周红旗居多可能是事实，古籍和考古发掘上都有证据。金榜、孙诒让的五方色旗之说也不是无此可能，只不过其流行时间要相对晚些，况且在用途上也有区别。
我国古代旌旗多随代异色，《礼记·明堂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这是商周旗帜的颜色区别。商代白旗较多可能是事实，但也不是仅此一色，如《逸周书·世俘解》就有“太师负商王纠首白??，妻之首赤??”之说。这点在商代考古中也有发现，如殷墟西区出土的旗、牌、杠等仪仗，其痕迹就是红色。(23)同理，周代旗帜也是这样，其它颜色的旗帜也有，只不过是红旗居多，这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如西周重器毛公鼎铭的“朱??二铃”，(24)番生簋铭的“朱??旃金枋二铃”，(25)师克?S盖铭的“朱旗”，(26)麦方尊铭的“赤??”皆是证据。(27)但西周铜器铭文中也有其它色彩的旗帜，如伯唐父鼎铭就有白旗之名，(28)但记载白旗的仅此一器，而记载红旗的铜器较多。因此，周代红旗居多可能是事实，在征战和田猎用旗中红旗更多。对于《周礼》中的九旗，其中明确是红旗的就有??、??、旃、物几种。首先言??，前述毛公鼎、番生簋、师克?S盖、麦方尊铭中的朱??或赤??，《国语·齐语》中的“渠门赤??”，皆是??为红色之证，孙诒让《周礼正义》中的“??为青色”之说和此不符。其次言??，金榜《礼笺·九旗》云：“《司常》鸟隼为??，《巾车》象路建大赤，大赤即鸟隼。”可见??也是红色。对于“通帛为旃”之旃来说也是这样，《周礼·司常》郑注：“通帛谓大赤，从周正色。”《释名·释兵》云：“旃通以赤色为之，无文采。”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旃，绛帛不画，所谓周之大赤也。从丹（赤色），示意兼声。”可见旃也是红色。对于“杂帛为物”之物来说，其侧虽是它色，但??是红色。《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少帛、?P??旃旌。”杜预注云：“?P??，大赤，取染草名也。”可见红旗在东周时期居多。这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如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车马坑出土之贝旗，(29)其旗就是红色。因此，周代旗帜尚赤可能是事实，孙诒让《周礼正义》引任大椿云：“绛衣，赤幡，戌事皆尚赤也。”此说有理有据。红旗由于色彩鲜明，具有它旗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军事用旗中更是居多。这种情况后代还有，如《汉书·高祖本纪》记刘邦起兵：“旗帜尚赤。”《史记·淮阴侯列传》也有“易汉赤帜”之说。郑玄“凡九旗之帛皆用绛”虽有些绝对，但并不排除周时红旗较多，特别是军事用旗更是如此。但金榜、孙诒让“五方色旗”之说也不是无此可能，只不过是用于祭祀等文事。如《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云：“天子以岁二月，为坛于东郊，建五方色。”《谷梁传·庄公二十五年》云：“天子救日，置五麾。”杨疏引麋信曰：“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处也。”所记皆是祭祀等文事。但东周军事活动中已出现不同方色的旗帜，但不是五种，而是三种，如《尉缭子·经卒令》：“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国语·吴语》亦云：吴王令“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素甲、白羽之?D，望之如荼。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丹甲、朱羽之?D，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D，望之如墨。”这说明五方色旗在东周军事活动中并未实行，它和五行学说一样，正处于萌芽和孕育时期。这种五方色旗直到汉代才在军事活动中真正流行，这在考古中也有发现，如青海大通县出土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里就有“左部司马旃胡青，前部司马旃胡赤，中部司马旃胡黄，右部司马旃胡白，后部司马旃胡黑”之记。(30)
以上对东周旗帜进行的考察，敬请指教。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
(25) 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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